在再生水补给型河道开展水生态修复并监测分析其效果，有助于提升再生水补给河道的生态健康水平。在北京市萧太后河老河道开展全营养级生态修复并进行为期1年的监测，通过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指数、水质分析水生态系统变化。结果表明，虽然试验区经历了水质恶化、水量剧减的双重冲击，但河道水生态、水质仍表现出明显改善。生态修复实施后浮游动物、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物种丰度分别上升为修复前的6、2、3、2倍。浮游动物、底栖动物、鱼类优势种数量均明显增加，且表现出耐污型向健康指示型的变化。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均有上升；鸟类的优势种表现出季节性变化且已出现猛禽。项目区内总磷浓度平均比项目区外低35%，氨氮浓度平均低31%，总氮浓度平均低30%。综合来看，结构完整的水生态系统具有抵抗外界水质、水量冲击的韧性，且能够起到良好的水质改善效果。各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群落结构均对水质变化有明显的反馈和指示作用，多个生物多样性指数的综合表征效果更全面、更客观。

为揭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30年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变化规律，基于1990—2020年共4期Landsat遥感影像，分析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及生态风险值时空演变特征，构建生态功能分区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结果表明：30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地面积累计增加5 616 km²，增幅达179%，主要源于林地和耕地的转移变化；ESV在时间上总体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在空间上呈中部低、四周高特征；生态风险在时间上呈不断增加趋势，风险等级向中高风险类型转移，在空间上呈中部高、四周低分布特征且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现象；根据ESV与生态风险值分布，可将研究区划分为严格管控区、重点管控区、一般管控区与生态保护区4种功能生态分区，其中严格管控区呈扩大趋势，重点管控区呈先增后减趋势，而生态保护区呈持续缩小趋势。

以粤北山区翁源县为例，综合水资源、水灾害与水环境视角，结合县域地形、水文、生态保护、国土现状调查、实测水质采样等数据及相关规划、标准，运用水源欧氏缓冲结合涵养量计算、蓝点模型模拟和水环境载荷量计算方法，分别对区域水资源、水灾害与水环境安全格局进行计算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区域多视角下的综合水安全格局。结果显示：翁源县水资源、水灾害和水环境安全格局分别与重要水系和相关保护区及地形地貌，滃江水系上、中、下游位置及周边人类活动强烈程度和水体污染状况密切相关。翁源县综合水安全格局中的低安全区主要分布于饮用水源、自然保护区、重要水系廊道与水源涵养区及周边毗邻区类等生态敏感脆弱区；中安全区主要分布于低安全生态敏感脆弱区的缓冲区，包括毗邻受影响区域；高安全区主要分布于中安全缓冲区外围区域及其毗邻影响区。翁源县综合水安全格局中的较敏感脆弱的低和较低安全区，与建设用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存在较小面积冲突管控区，而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水土保持治理空间保持较高的契合度，表明研究结果与用地管控、相关保护规划和实践治理空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针对污染程度评价研究中存在的单一指数评价不全面，空间分析程度不够的问题，综合3种污染指数构建综合评价空间模型在电镀场地开展研究，基于污染场地调查报告、遥感影像等数据，通过构建场地综合评价空间模型对电镀场地的污染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以分析电镀场地污染规律。结果显示：1）电镀场地中均以Cr、Ni、Zn、Cu元素浓度值较高，污染超标情况较为突出；其他重金属元素浓度值较低，不存在超标情况。2）污染指数空间评价中，各个场地不同污染指数空间分布一致性较高，但也存在差异性。3）污染程度综合评价值中，场地3#的综合值较高，最大值为0.86，平均值为0.43，污染程度较为严重；在综合评价值空间分布中，各场地功能区分布差异较大，其中污水处理区和电镀场地区的综合值较高。单一指数评价内容较为单一，通过综合评价模型可更全面分析场地污染程度，为场地未来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为探索湖泊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识别方法，以滇中五大高原湖泊(滇池、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阳宗海)流域为例，综合运用生境质量模型、形态空间格局分析模型、景观连通性模型、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生态断裂点，明确湖泊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结果表明：滇中五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源地占全流域土地总面积的23.43%，包含33个生态源地斑块，主要分布于五大湖区和山林地，识别出景观生态廊道总长488.85 km，呈网状连通分布离散的生态源地；识别出流域生态修复关键区包括生态“夹点”93处，面积为119.17 km²，主要分布于滇池流域，亟待保护修复的生态障碍点62处，面积41.96 km²，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重叠面积17.40 km²，生态断裂点77处，滇池流域分布最为密集；结合流域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土地利用现状，分别提出生态保护修复提升方向。该方法能够有效识别生态网络待修复区域，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持。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出发点，聚焦生态环境脆弱、地灾频发的川西北地区，实现阿坝州生态安全网络构建及优化。选取高程、坡度、土地覆被、植被覆盖度、地质灾害易发性、距水系距离、距建设用地距离为阻力面因子，加权叠加构建综合阻力面，基于电路理论、利用Linkage Mapper工具，构建阿坝州生态廊道，识别生态节点，进而优化阿坝州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识别18处生态源地，面积为28553.83 km²，呈现南部和北部集中分布特征，东西地区零星式分布格局；2）构建生态廊道39条，识别生态节点61个，其中夹点35个，障碍点26个，呈现中西部区域廊道长、东部廊道短的空间格局；3）规划核心生态源地8处，中枢生态源地4处，一般生态源地6处；一级生态廊道9条，二级生态廊道22条，三级生态廊道8条；一级生态节点17个，二级生态节点44个，实现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科学分级，提出“两区、两带、三廊”的格局优化体系， 发展高质量旅游业、改善物种迁徙通道、连通河流廊道等措施可有效维护川西北黄河源区的生态安全格局。

为快速有效地划分长沙市生态修复优先级，立足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保持与恢复，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簇—城市化强度”体系的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研究框架，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模型、聚类分析、线性回归模型、空间统计，通过识别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簇，对量化后的生态系统服务簇时空演变过程和城市化强度变化进行空间统计，依次识别出研究区生态修复优先区，并提出生态修复和保护策略。结果表明：1)城市扩张大量侵占城市周边土地，致使长沙市主城区4个生态系统服务簇在2000—2020年间，有1 821个网格(占20.15%)发生了服务簇类型的改变；2)城市扩张破坏原有生态环境和景观格局，致使城市化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簇发展的影响始终是负面的，且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其负面影响愈加明显；3)生态修复优先区被划分为5个等级，2 609个网格(占28.87%)需要进行生态修复，其中13.53%被划分为Ⅰ级生态修复优先区，Ⅱ级占0.58%，Ⅲ级占12.53%，Ⅳ级占2.23%；4)Ⅰ级和Ⅲ级生态修复优先区注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Ⅱ级和Ⅳ级生态修复优先区和生态保护区则注重现有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持。该方法能够快速定位高速城市化与生态系统受损同时发生的区域，并根据受损程度制定相应的修复策略，以达到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最大化与城市化影响的最小化。

定量研究与分析成德绵城市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ESV）及其生态安全格局，对区域协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强生态系统保护，推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ESV当量法，分析2010—2018 年成德绵城市带ESV的时空变化；提取区域内99%、95%、90%置信水平ESV热点区域，识别生态保护核心“源”地；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选用高程、土地利用等8 项重要阻力因子得到阻力面，构建区域生态廊道，识别城市带生态安全格局，对跨行政区生态网络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建议。结果显示：1）2010—2018 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从1 372.91 亿元升至1 519.93 亿元，其中原材料、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废物处理、土壤形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速率高于10%。2）研究区生态安全水平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安全及次高安全区面积占比49.8%，集中在西北部、中南部等区域；中安全及低安全区面积占比50.2%，主要集中在南部建设用地等的低海拔城镇地区。3）识别生态“源”地24 处，占研究区总面积27.3%，且呈带状分布；生态廊道53 条，生态节点41 个，整体呈现多中心环状，网络整体连通水平较好。4）基于研究结果，构建了西北密东南疏的“两轴、三带、四节点”生态网络空间结构，为区域生态安全提供参考和建议。

从国内外工程实践看，部分污染程度重、污染情况复杂的场地，修复后再利用过程中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或工程建设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风险。长期监管是保障修复后场地安全再利用的核心措施，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足。统计分析了我国近年来550个污染场地案例数据，结果表明修复后场地再开发为居住用地类型占比达58.7%；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重金属污染场地固化/稳定化后再释放和有机污染场地修复后蒸气入侵两类典型安全风险。借鉴国外的长期监管经验，结合国内案例实践，从长期监测、制度控制、定期回顾、公众参与及场地档案管理5个方面提出了针对上述典型安全风险的长期监管建议，以期为我国污染场地的可持续修复和安全利用提供支撑。

以回收再生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片为原料制备的再生涤纶长丝以及精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为原料制备的原生长丝为分析对象，利用全生命周期分析(LCA)方法量化分析生产各阶段的环境影响及贡献，并提出减小环境影响的建议。选取全球变暖潜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酸化效应潜值(Acidification)、非生物耗竭(Abiotic depletions)、光化学臭氧合成(Photochemical oxidation)、陆地生态毒性潜值(Terrestrial ecotoxicity) 5种环境影响类别进行分类计算。结果表明：再生长丝生产过程中熔融纺丝阶段的环境影响贡献大于物理处理阶段；通过特征化分析和归一化分析，与原生长丝相比，生产每百千克的再生长丝全球变暖潜势减少32.09 kg CO₂ eq，酸化效应潜值减少0.37 kg SO₂ eq；原生长丝和再生长丝生产过程中环境影响贡献最大的类别均为非生物耗竭。根据生命周期多边形法对5种环境影响类别的综合直观评估，再生长丝相比于原生长丝对环境影响更小，可以从能源优化、工艺环节改善等方面减小环境影响。

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的识别，是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要基础。基于“生态源地—景观阻力面—生态廊道”的基本框架，以MSPA（形态空间格局分析）模型识别生态源地，将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成果作为指标之一构建景观综合阻力面，集成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重力模型和电路理论，识别与提取生态廊道，构建了宜黄县生态安全格局。在此基础上，基于电路理论识别出生态“夹点”、障碍点，进而判断出宜黄县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关键区域，对需要修复的关键区域进行修复分区并提出修复建议。结果表明：宜黄县有10个生态源地；生态廊道共19条，包括7条重要生态廊道和12条一般生态廊道；待修复生态夹点20处，障碍点26处；待修复关键区域38处，被划定为5个生态修复分区，分别为“农业用地生态建设区”“城镇绿地建设维护区”“河道治理修复区”“生态用地维护修复区”以及“道路生态廊道畅通区”。

探究山西省内废钢铁再生利用影响因素及资源化潜力对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促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在PEST（political、economic、social、technological）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识别山西省废钢铁再生利用影响因素；运用系统动力学、生命周期法、GM（1,1）模型对2021—2035年山西省废钢铁资源化潜力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山西省废钢铁再生利用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企业综合实力、行业政策环境和行业市场环境3方面；山西省废钢铁资源化潜力较大，废钢资源利用量将在2021—2030年快速增加，在2030年后趋于稳定。为提高山西省废钢铁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培育规范化、大型化的废钢再生利用企业；提升行业智能化信息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引导市场良性发展。

人工植被修复是减缓草地沙化与生态重建的重要措施，理解不同修复阶段的沙地植物群落演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沙地植被的持续修复。本研究以呼伦贝尔市甘珠尔沙地植被修复为例，分别调查了修复9、11、13、15 a共4个不同修复阶段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土壤理化性质，探索甘珠尔沙地人工修复植物群落演替变化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共发现植物42种，隶属于17科35属。草本39种，以菊科、禾本科、蔷薇科和豆科为主。灌木3种，为豆科和菊科。不同修复年限物种数变化从大到小依次为28种（15 a）>25种（13 a）>19种（9 a）>16种（11 a）。各年限内多年生草本物种数均明显高于一年生和一/二年生植物。2）草本与灌木在不同修复阶段其优势种、地上生物量及物种多样性均存在波动变化。具体表现为草本植物中地梢瓜(Cynanchum thesioides)、虫实(Corispermum hyssopifolium)、披碱草(Elymus dahuricus)、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羊草(Leymus chinensis)与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的优势度较高，灌木以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为主要优势种。草本植物地上生物量和总盖度整体呈现波动增加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灌木总盖度15 a显著高于9 a，地上生物量整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表现为11、13、15 a均显著高于9 a。不同修复阶段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在草本中无显著差异，但在灌木层表现为15 a显著高于9 a。3）随机森林模型表明，沙化草地的修复过程中气候及土壤因子对植物群落结构特征贡献度存在差异。土壤总氮、总钾、有机质、年降水量和年均风速是影响甘珠尔沙地草本植物多样性的主导因子，其中除年均风速外均为正相关。因此，建议在沙地植被修复中适当增加含氮、钾、有机质等营养物质的肥料，促进沙化生态系统的植物群落结构重建与多样性的恢复。

县域尺度生物多样性安全格局精细评估可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实施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以粤北山区翁源县为例，采用InVEST生境质量模型，结合区域地形与生物多样性特征，以生境质量指数、地形与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为评价指标，实现区域生物多样性安全格局综合评估。结果表明：1）翁源县整体生境质量指数（HQI）良好，尤其在人为扰动较弱的水系和林区最为明显，生境质量指数较低区集中在建设用地、耕地等人类活动影响强烈区域；2）地形多样性综合指数（TDCI）与地形起伏度和地形坡度位置指数分布格局较为一致，而与地形湿度指数相对差值分布格局相反；生物多样性指数（BCI）分布格局受到香农-威纳指数物种多样性本底及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人类足迹指数、生物多样性重要度与植被总覆盖度的交互影响；3）生物多样性综合安全格局指数与HQI、BCI及TDCI分布有较好的一致性，低风险/低脆弱区集中在县域内城镇建设用地、交通水利和耕地等人类活动强烈区，高风险/高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县域北部、西北部、东南部、东北部自然保护和饮用水源等人类活动干扰微弱区。通过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等相关资料进行验证与分析，改进优化后的评估结果更能精细和客观地反映研究区生物多样性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