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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9卷  第6期

封面+目次
封面+中英文目录
2019, 9(6): .
摘要:
固体废物治理
上海某垃圾填埋场作业区挥发性有机物变化特征及除臭影响
张海静, 陈浩泉, 恽晓雪, 谢冰
2019, 9(6): 623-630.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8.070
摘要:
上海某垃圾填埋场填埋量大,垃圾成分环境风险高,亟需对其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变化特征及相关控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采用GC-MS测定不同季节填埋场释放的VOCs各组分浓度,对比喷洒除臭剂对VOCs的影响,并评估其环境及健康风险,以判断不同季节VOCs的首要控制污染物、臭氧生成关键污染物以及表征职业暴露风险,以期为后续有针对性地控制和去除VOCs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VOCs总浓度夏季最高,以烷烃类和醛酮类为主,其中异戊烷、丙酮是优势化合物;除臭剂对臭气、NH3、H2S有一定去除效果,但增加了填埋场VOCs的种类和浓度、臭氧生成潜势、非致癌风险与致癌风险,但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废利乐包资源化回收铝及制备活性炭研究
马宇辉, 曹军瑞, 姜天翔, 王勋亮, 赵瑾, 谢宝龙
2019, 9(6): 631-636.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5.161
摘要:
将废利乐包热解并对获得的热解炭和铝箔进行分拣,再以热解炭为原料,K2CO3为活化剂制备活性炭。通过热重/差热-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TG/DTA-FTIR)联用对废利乐包的热解特性进行分析,采用自动气体吸附仪测定活性炭的氮气吸附/脱附曲线,采用FTIR对活性炭的表面官能团进行表征,利用TG-FTIR联用研究了活性炭的活化机理。结果表明,废利乐包中的纸和聚乙烯分别在365和490 ℃发生热解,铝箔则在664 ℃时熔化,填充剂CaCO3在720 ℃发生分解。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总孔体积分别为1 215 m 2/g和0.768 cm 3/g,其表面官能团主要为C=O、C—O—C和脂肪族C—H。热解炭本身含有的CaCO3在740 ℃分解生成CO2,CO2会氧化刻蚀炭基体进行造孔;820 ℃之后熔融的K2CO3也会与炭基体反应生成CO并造成炭的损耗,上述2个过程均参与了活性炭的活化造孔。
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邓俊
2019, 9(6): 637-642.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5.300
摘要:
餐厨垃圾有机质含量高,具有较高的可再利用价值,但处置不当又极易产生各种环境问题,带来较大危害。基于文献资料,总结了国外餐厨垃圾产生量和处理现状,我国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及处理能力;分析了我国餐厨垃圾的特性,阐述了我国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填埋与焚烧、饲料化和生物处理三大类技术,对比分析了主要技术的特点、原理、适用条件、优缺点与应用情况,重点阐述了当前的主流技术——生物处理技术的主要工艺和应用现状;总结了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中存在的技术及管理问题,从推动多种处理工艺优化融合,实施垃圾源头分类收运,完善餐厨垃圾管理体制和政策等技术及管理方面分析了我国餐厨垃圾处理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污泥电解脱水过程中泥饼厚度变化研究
邢思奇, 吕航, 张文标, 刘道广, 吴旭
2019, 9(6): 643-648.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6.180
摘要:
污泥电解脱水具有独特优势,但同时伴随电耗高、时空产率低等问题。为实现能耗优化,以污泥电解脱水过程中泥饼厚度的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小试装置原位探究厚度变化规律以及厚度变化与含水率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垂直电场作用下厚度的变化,使含水率的变化更加直观和可控,并从密度和含水率入手,对厚度变化的机理进行简要分析。结果表明:电解脱水过程中泥饼厚度变化具有一定规律,当泥饼初始厚度较小时,泥饼厚度随含水率的降低而减小;当泥饼初始厚度较大时,泥饼厚度随含水率的减少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畜禽粪便堆肥臭气控制研究进展
夏湘勤, 席北斗, 黄彩红, 唐朱睿, 袁文超
2019, 9(6): 649-657.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5.142
摘要:
畜禽粪便堆肥过程中,恶臭气体产生量较高且成分复杂,对堆肥过程中臭气产生机理与控制的研究日趋重要。阐述了畜禽粪便堆肥过程中主要恶臭组分的产生及危害,堆肥臭气影响因素及其优化控制条件;探讨了堆肥微环境中关键微生物响应机制,主要产臭与除臭微生物及其对臭气的降解作用;总结了原位与异位生物控制技术的主要技术种类、研究进展、应用情况及效果等,提出功能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微环境保障对堆肥臭气控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水污染治理
三维荧光光谱表征Fe(Ⅱ)浓度对厌氧氨氧化过程的影响与平行因子分析
王嵘, 姚亮, 申慧彦, 余丽, 李卫华
2019, 9(6): 658-665.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9.120
摘要:
考察Fe(Ⅱ)浓度对厌氧氨氧化过程的影响,并采用三维荧光光谱结合平行因子分析方法,解析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出水中的荧光组分,探究外加Fe(Ⅱ)与反应器出水水质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Fe(Ⅱ)浓度从1.84 mg/L升至5.00 mg/L,N H 4 + -N和N O 2 - -N的去除率逐渐增加,表明增加进水Fe(Ⅱ)浓度可以提高微生物对底物的利用率;随着Fe(Ⅱ)浓度的增加,厌氧氨氧化菌的数量亦显著增加;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出水的主要荧光组分是类蛋白质和类富里酸物质,随着Fe(Ⅱ)浓度的增加,反应器出水的类蛋白质荧光强度显著增强,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投加Fe(Ⅱ)可以促进厌氧氨氧化菌的生长。因此,利用三维荧光光谱法可以反映投加Fe(Ⅱ)对厌氧氨氧化性能的影响,进而反映反应器实际运行状况。
聚丙烯酸钠污染阴离子交换膜的清洗方法
孙艺欣, 曹刚, 戴景富, 张春宇, 沈志强, 宋玉栋, 何绪文, 周岳溪
2019, 9(6): 666-672.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4.040
摘要:
聚丙烯酸钠对阴离子交换膜的污染是影响双极膜电渗析回收丙烯酸丁酯废水中有机酸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该问题研究开发了聚丙烯酸钠污染后离子交换膜的清洗方法,并采用膜电阻、迁移数、表面X射线光电子谱(XPS)分析等对膜清洗效果进行了表征。NaOH、NaCl和HCl溶液3种清洗液对离子交换膜的机械清洗及超声强化清洗效果表明,HCl溶液对聚丙烯酸钠污染阴离子交换膜的清洗效果最好,超声波可促进NaOH、NaCl和HCl溶液的清洗效果。采用2.0 mol/L的HCl溶液对受污染阴离子交换膜进行超声清洗,其膜电阻和迁移数可基本恢复到未污染膜的水平。
兼养反硝化工艺协同处理海产品养殖及其加工废水
许赞, 李巍, 易博, 王恒琪, 宋振赫, 刘佳敏, 邴修琛, 梁霄
2019, 9(6): 673-679.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4.170
摘要:
海产品养殖及其加工废水成分复杂且含盐量大,因此处理难度大。采用兼养反硝化工艺在连续搅拌反应器(CSTR)中对其进行协同处理,以实现碳和氮的同步去除。分析不同盐度时自养和异养反硝化污泥的驯化情况,并研究兼养环境下,进水C/N和HRT对自养与异养反硝化协同/竞争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自养/异养反硝化污泥的3种驯化方式中驯化效率表现为高盐>低盐-高盐>无盐-低盐-高盐,高盐驯化方式利于脱氮系统的快速启动;在兼养环境下,HRT为8.0 h时$NO_{2}^{-}$的去除负荷和去除率分别可达0.3 kg/(m 3·d)和99.7%,C/N为5.0时$NO_{2}^{-}$及COD去除率分别为99.9%和99.0%,HRT为8.0 h和C/N为5.0的运行条件更利于兼养系统运行效能的提高。
新型助凝剂海藻酸钠的助凝效能及作用机制研究
祝苑, 潘丁瑞, 汪艳, 成淑媛, 王立章, 王倩, 赵爽
2019, 9(6): 680-684.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5.150
摘要:
将海藻酸钠(SA)作为助凝剂,与混凝剂聚合氯化铝(PAC)复配使用,在模拟地表水样的混凝处理中探究其助凝效能,并考察溶液pH对混凝效果的影响,同时通过混凝出水Zeta电位分析其助凝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对模拟地表水样,PAC与SA复配使用时最佳投加量分别为4.00及0.06 mg/L,此时浊度和UV254的去除率分别可达81.9%和78.7%;溶液pH对混凝效果的影响较大,在pH为7.00时SA的助凝效果最佳,此时浊度及UV254的去除率分别可达84.0%和83.7%。与传统助凝剂聚丙烯酰胺(PAM)的对比研究表明,在各自最佳使用条件下,SA可以得到与PAM相当的助凝效果,且SA的投加量远低于PAM,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
流域污染治理
蘑菇湖沉积物间隙水溶解性有机质紫外可见光谱研究
言宗骋, 高红杰, 郭旭晶, 王思宇, 于会彬, 信欣
2019, 9(6): 685-691.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5.160
摘要:
从蘑菇湖选取7个采样点,提取沉积物间隙水DOM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蘑菇湖沉积物间隙水紫外可见光谱进行解析,识别光谱组分与主控因子,并研究DOM的组成、腐殖化程度及空间变化。结果表明,DOM组分为木质素和奎宁、羧酸基团及多烷基腐殖质等,在外围区与深湖区2个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从吸收光谱推演出具有良好相关性的Sr、SUVA254E2/E3E2/E4E253/E203A2/A1 6个光谱指标,可以用于表征DOM的分子量大小和腐殖化水平,外围区DOM的分子量和腐殖化程度皆高于深湖区,并且在区域内呈现随水深增加而递减的趋势。光谱指标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与腐殖化水平呈正相关的指标(E253/E203、SUVA254A2/A1)在表征DOM腐殖化水平时更具有代表性。根据光谱指标聚类结果将7个采样点分为2类,该结果与主成分分析一致。通过DOM腐殖化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其空间变化规律。
入湖河流对千岛湖水质影响研究——以CODMn为例
谢培, 高峰, 王书航, 张博, 乔飞, 何川, 张乐
2019, 9(6): 692-700.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4.300
摘要:
以千岛湖湖内重点监测断面高锰酸盐指数(CODMn)实测数据为基础,基于EFDC(environmental fluid dynamics code)模型构建适用于千岛湖的二维水质模型,通过设置不同情景方案,分析千岛湖上游入流和湖周入流CODMn变化对湖内CODMn的影响,解析边界CODMn和湖内重点监测断面CODMn间的响应关系,并定量计算上游入流CODMn变化对湖内重点监测断面CODMn的影响和贡献。结果表明:通过多组常降解系数平行模拟方法,确定千岛湖湖体CODMn的降解系数(k)为0.001 5;上游入流CODMn与湖内重点监测断面CODMn之间存在显著的响应关系,当上游入流CODMn为6.0 mg/L时,湖内威坪林场至三谭岛断面CODMn超过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上游入流响应系数明显大于湖周入流响应系数,上游入流对湖内威坪林场、小金山、三潭岛、大坝前4个重点监测断面CODMn的贡献率分别为82.0%~92.3%、73.8%~88.2%、53.8%~62.8%和57.7%~76.4%。上游入流是影响千岛湖湖内重点监测断面CODMn的主要因素,建议加强对上游入流的水质监测和污染控制。
洞庭湖表层沉积物营养盐空间分布及来源解析
刘俊, 田学达, 王琳杰, 余辉
2019, 9(6): 701-706.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5.180
摘要:
在洞庭湖设置20个采样点,测定表层沉积物中总氮(TN)、总有机碳(TOC)和总磷(TP)浓度,分析营养盐浓度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有机指数评价沉积物有机污染水平,并根据碳氮比(C/N)、 15N同位素比例(δ 15N)解析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结果表明:洞庭湖表层沉积物TOC、TN及TP浓度平均值分别为13 260、1 046和368.85 mg/kg,不同营养盐浓度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但均呈现自西洞庭湖向东洞庭湖和南洞庭湖递减的趋势;洞庭湖表层沉积物20%采样点存在有机氮污染,但表层沉积物整体为清洁至尚清洁,未达到有机污染水平;表层沉积物C/N均值为13.22,沉积物中有机质主要来自外源输入;δ 15N解析进一步表明,陆域土壤中有机质是沉积物有机污染的主要来源,建议加强陆域土壤有机质流失的控制。
生态文明背景下洱海流域水环境管理政策评估
赵艳芳, 项颂, 庞燕
2019, 9(6): 707-713.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7.150
摘要:
梳理了生态文明背景下洱海流域水环境管理政策体系,包含水资源空间开发与保护、水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水环境治理和市场保护、绩效考核与责任追究四大类共20项政策。采用指标评估法对政策制定阶段和执行阶段的效力进行评估,并分析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20项政策中,70%的政策设置了阶段性目标,近85%的政策经省委省政府审议通过,50%左右的政策需在考核问责方面进一步完善,50%的政策需调整现行法律法规,60%的政策需在管理体制方面做出调整;目前,洱海流域政策体系存在政策制定不够完善,各项政策进展程度差异较大,部分政策有待出台执行,考核机制不够完善,流域水环境监测预警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政策制定的内容与原则,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加快生态文明新政策出台,进一步调整现行法律法规,健全考核机制和提升流域监测预警能力及管理水平等相关建议。
太湖蓝藻暴发治理存在的问题与治理思路
朱喜, 朱云
2019, 9(6): 714-719.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7.080
摘要:
2007年5月29日太湖供水危机以来,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太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太湖仍存在入湖污染负荷量大幅度超过水环境容量,芦苇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蓝藻水华现象频发等问题。总结太湖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太湖治理应创新三类技术集成思路:“双减双增”技术,即流域点源、面源及湖内底泥与蓝藻造成的内源的“双减”技术,增加环境容量与水体自净能力的“双增”技术;打捞蓝藻和抑藻杀藻的“双除藻”技术;恢复湿地及生物多样性的“双恢复”技术。同时,通过深入推进和全面建立湖长制,加大应用型科技支撑力度和资金投入等保障治理效果,最终达到蓝藻暴发消除、湿地和生物多样性“双恢复”的目标。建议再次修编《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设置控制、消除蓝藻水华暴发相关的研究课题,并将消除蓝藻水华暴发目标列入其中。
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
燃煤电厂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评价
吕占禄, 张金良, 邹天森, 刘凯, 王慢想, 张晗
2019, 9(6): 720-731.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5.240
摘要: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表现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为了解与评价燃煤电厂周边土壤重金属的污染状况,按照点源扇形布点原则,在电厂A和电厂B周边4个方位不同距离布设采样点,以远离电厂区域为对照点,共采集32个土壤样品,检测了Cr、Mn、Ni、Cu、Zn、As、Se、Ag、Cd、Sb、Hg和Pb等12种重金属浓度。结果表明:在2个电厂周边土壤中Mn、Ni、Cu、Zn、As、Se、Ag和Cd等8种重金属平均浓度高于安徽省土壤背景值;2个电厂周边土壤中Cd的平均浓度分别为0.230和0.172 mg/kg,与GB 15618—2018《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pH为6.5~≤7.5时的风险筛选值相比,平均超标倍数分别为1.79和1.49倍,最大超标点分别位于主导风下风向45°夹角500 m处和次主导风下风向500 m处;2个电厂常年主导风下风向土壤中Cr和Cd浓度高于对照点(P分别为0.03和0.04);电厂周边Cr、Cd、Ni、As、Pb和Sb等重金属存在明显空间分布差异,符合点源分布特征,其他重金属分布均匀性较好,差异不明显;2个电厂周边土壤重金属的内梅罗污染指数(PI)分别为2.7~5.0和1.5~2.4,电厂A污染程度为重度污染,电厂B为中度或轻度污染;2个电厂周边土壤重金属综合潜在生态危害指数(RI)分别为105.0~190.7和82.1~139.6,潜在生态危害为中等或轻微,Cd、Hg和As对RI的贡献较大。综合考虑电厂周边土壤中各重金属浓度和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相关性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电厂A周边土壤中重金属可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其污染程度和潜在生态危害整体上高于电厂B和对照点,且污染也是多方位的,不仅局限于下风向。因此对燃煤电厂监管中,应综合考虑其多方位对环境土壤和人群产生的影响。
北方草原露天煤矿区生态景观变化研究 ——以呼伦贝尔市伊敏露天矿为例
范小杉, 熊向艳, 马建军, 何萍, 冯朝阳, 宋婷
2019, 9(6): 732-740.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5.130
摘要:
为揭示露天煤矿开采对矿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伊敏露天矿为例,采用3S宏观大尺度研究与地面植被详查方法相结合,研究了1975—2010年矿区及其周围生态景观的变化,并分析了其植被类型与分布的变化。结果表明:1975—2010年,矿区主要生态景观类型及其面积和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草原景观面积减少了10.93%,原有湖沼及湿地大面积消失,临近矿区河流河曲呈简单化发展,未改变类型的生态景观面积仅占矿区总面积的32.33%;与周边区域相比,矿区物种多样性减少,植被第一性生产力降低,生态退化形势较为严重;矿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构成较大破坏和干扰,距离工矿地、人类聚居区越近,生态环境破坏规模和强度越大。
固定源大气污染物监管技术框架及应用研究
孙彩萍, 孙启宏, 王维, 刘孝富, 王莹, 罗镭, 刘柏音, 邱文婷
2019, 9(6): 741-747.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6.172
摘要:
废气排放具有排口多、浓度高、物种杂、排放不稳定等特征,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而基层执法队伍普遍存在人员少、检查手段单一、监管设备匮乏等问题,致使固定源监管效率低下。在分析传统执法手段监管效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区域监管、重现场检查,以监管推进精准执法的思路,构建了天地一体化、多维度的固定源大气污染物监管技术框架体系,筛选出高分辨率、高机动性、不同场景监管的技术组合,并在天津钢铁行业开展应用示范研究。结果表明,该监管技术框架体系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提供多尺度综合的污染物排放数据集,构成企业合规评判矩阵,能够为实施精确执法监管提供有力保障。鉴于目前监管法规、标准的不统一,新技术的落地应用还需要各级机构的推动。
基于全过程管理的生态环境保护第三方考核模式构建及应用
谢琼, 付青, 汪星, 殷雪妍, 赵喜亮
2019, 9(6): 748-754.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6.280
摘要:
针对目前生态环境保护考核体系未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办法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顶层设计纳入考核体系,考核指标存在污染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同步,考核结果的应用只涉及暂时的排名,未针对考核发现的不足进行溯源等问题,通过对考核主体及对象、考核内容及指标、考核方式和结果的分析,结合湖北省十堰市特点,提出了其考核对象主要涉及三大部门;构建了包括环境质量,环境保护政策、规划与项目实施,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污染源监督管理,排污主体5类共42项指标的生态环境保护考核指标体系;提出其生态环境保护考核中环境质量和管理的评分办法,具体的考核方法及流程等,形成十堰市生态环境保护第三方考核模式。该考核模式的应用结果表明:2017年十堰市各县(市、区)4个季度考核得分均呈上升趋势,第三方考核对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到良好促进作用,提升了环境管理水平,促进了环境质量的稳定与改善。
产业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技术框架
邬娜, 王艳华, 吴佳, 封强, 傅泽强
2019, 9(6): 755-760.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6.110
摘要:
产业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制度是源头预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当下环境管理的重要抓手,在引导和约束产业发展,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负面清单的内涵解析及编制原则入手,构建了包括产业环境合理性分析、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重点管控产业筛选、产业准入环境管控要求在内的负面清单编制技术路线,并详细阐述了禁止类、限制类产业的划分依据,从项目规模、布局与选址、资源开发效率、污染排放控制、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产业准入的环境管控要求,最后给出负面清单的总体架构。
晋城市能源优化发展对策研究
史丹丹, 罗宏, 吕连宏, 杨占红, 裴莹莹
2019, 9(6): 761-768.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6.120
摘要:
能源消耗与大气环境质量息息相关,研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能源发展对策对大气污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线性回归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对晋城市能源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晋城市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2017年煤炭消费量为1 176万t,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76.2%;2015—1017年煤炭消费量持续降低,2017年比2015年减少258万t,煤炭消费占比降低14.7个百分点;到2020年,煤炭消费占比将继续下降,但仍占主导,天然气消费占比大幅上升。晋城市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但增速下降,能源消费强度较大但能效水平不断提升;从区域分布来看,泽州县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强度最高,节能潜力较大。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能源消费量占67%,且能源消费强度远远高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民用燃烧、电力、工业锅炉等能源相关重点源对大气污染物排放贡献较大。晋城市应重点从锅炉改造、清洁供热等能源工程措施,煤炭减量化、发展可再生能源等能源结构措施,能源环境经济政策、企业能效管理等能源管理措施对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加强节能减排改造,实现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环保产业园区发展现状及问题探究
李重阳, 江磊, 王志垚
2019, 9(6): 769-774.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6.210
摘要: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更加复杂严峻的环境问题,加之国家对环保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我国环保产业及集聚产业区面临着发展的重大机遇,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介绍了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园区的发展背景,梳理了国家环保产业相关政策文件,阐述了我国主要环保产业园区的基本情况和区域分布,分析了区域差异。从政策、技术、资金及区域发展等方面总结了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园区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分别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环保产业园健康快速发展。
洗涤剂对水环境的风险及防控对策建议
许秋瑾, 应光国, 夏青, 谭本祝, 姜琦
2019, 9(6): 775-780. doi: 10.12153/j.issn.1674-991X.2019.03.060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兴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使流域水环境污染风险不断加大,严重影响水环境安全。以洗涤剂中的抗菌剂三氯生(triclosan,TCS)和三氯卡班(triclocarban,TCC)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其来源和毒性;并以东江流域为例开展研究,分析TCS在水-沉积物中的检出率及分布特征。结果表明:TCS和TCC在东江流域水体中最大浓度分别为168和269 ng/L,在悬浮物中最大浓度分别为297和431 ng/L,在沉积物中最大浓度分别为656和2 723 μg/kg,TCS和TCC已成为东江流域主要的高风险化学物质。关注流域环境风险物质,推动我国生态洗涤,尽可能减少新兴有毒有害污染物对人体和水环境的影响是当前流域水环境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